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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时评精选 于写作有益常积累常更新!(附电子版)
发布日期:2019-10-08 23:43   来源:未知   阅读:

  全家人一起努力,全社会一起参与,积极融入全民健身,体育强国的前景就能绘入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每个人的幸福之中

  新学期,广大学生迎来自己的第一堂课。在央视《开学第一课》节目中,3名中学生在30秒交互跳绳中,以143个的成绩打破了由他们两年前创造的世界纪录,充分展现了体育的速度之美。在他们的家乡上海,今年推出了一项新规定:跳绳将成为中考体育的可选项目。同样是在这个开学季,重庆某校的学生与老师约定了“班规”,其中一条就是:请老师不要占用体育课。改变正在发生,过去常被其他科目挤占的体育课,如今越发得到重视。

  变化来自国家的重视、政策的支持。今年以来,围绕青少年体育教育的政策陆续出台。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成为15项行动之一;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规定了“让每位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的具体目标;而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更是把“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身体素养显著提升,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写入战略目标。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增强青少年体质,开齐开足体育课是硬性要求,也是有效途径。过去,在学业压力下,体育课改成文化课、自习课的现象时而发生,害怕学生受伤而减少体育课的情况也时有耳闻。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里有这样一幕:体育课开始了,来上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大家都窝在教室里学习,理由是“快考试了,多看一会儿书”。体育课课时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青少年体质的下降。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超重肥胖率则为16%。“小眼镜”“小胖墩”数量庞大,想要改变这一现象,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开齐开足体育课,让体育运动陪伴青少年成长。

  开齐开足体育课,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实际行动的支撑。当下,不少地区和学校的体育教师队伍存在缺口,培养更多更专业的体育教师是当务之急。而提升体育教育的质量,还要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增设运动项目,让青少年能够拥有更多的个性选择。毕竟,体育教育不是为了应付各类考试,而是要把运动理念传递给青少年,帮助他们养成适合自己又终身受益的锻炼习惯。

  养成运动习惯,仅靠在学校里上体育课是不够的,还要保障课外时间的运动量。如今,不少学校给学生布置体育家庭作业,放假也要运动“打卡”,这就需要家长的配合和督促。实际上,作为青少年最好的榜样,家长与其单纯督促孩子锻炼,不如与孩子一起锻炼。比如,写完作业后一起跑步,周末打场羽毛球,把体育变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把锻炼变成代际沟通的一项手段,把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从大众需求出发,从行业规律出发,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等具体目标,落实在人们生活的细节中。

  习总书记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全家人一起努力,全社会一起参与,积极融入全民健身,体育强国的愿景就能绘入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每个人的幸福之中。

  近年来,听歌、购物、旅游、点外卖……凡日常生活所能触及的领域,各类互联网平台纷纷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会员制度,让用户目不暇接。为了享受更优惠的价格、更高品质的服务,办理付费会员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常态。

  实际上,早些年,在美容美发、健身娱乐、餐饮商超等消费领域,充值换优惠、积分兑折扣的会员模式已经屡见不鲜,但暴露出的一些失信问题,也一度令消费者烦恼。今天,随着消费的日益升级,人们再次看到会员模式的增长潜力。当一些国外连锁品牌依靠付费会员大获成功时,国内各大互联网平台也推出自己的付费会员体系和机制。短短几年,从线下商场到新零售商店、从电商平台到内容平台,付费会员已经成为商家和平台识别高黏度用户的标配。

  从充值会员卡,到付费会员机制;从享受折扣,到获得更多权益、更优服务……会员机制的发展变化,折射消费端与供给端的交互升级。一方面,消费分级化、需求个性化、场景多元化等市场趋势,促使企业不仅要提供相匹配的产品,还要衍生相应的会员服务。另一方面,随着流量成本升高,企业获得新用户成本增高,企业经营理念也在发生转变——“最好的生意不是向所有人做同一类生意,而是向同一类人做所有生意”,付费会员成为消费分级趋势中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付费会员模式,满足了企业在价格优势和服务优质之间寻求发展优解的需求。

  付费会员兴起,意味着行业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比的是会员的含金量、服务的精准度。遵循这样的逻辑,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寻求跨界合作。外卖平台和视频平台联合,电商平台和内容平台联合,旅游平台与金融平台联合……购买一个平台会员,享受二重或是三重平台的权益。跨界合作使得优势叠加,不仅实现了精准的场景消费互动,也促进消费者和商家实现了“1+12”的共赢。这是满足消费升级的一种表现,更是促进消费升级的一个契机。

  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再好听的吆喝,若没有优质服务、优质产品打基础,用户就不会为“会员”买账。会员的本质是商家和用户建立持续互动的信任关系,任何有损这种信任的行为都会导致会员的流失。比如,有的视频网站随意定规则,遇到热门网剧,付费会员观看大结局也要花钱;有的外卖平台,对用户所购权益重重设限;有的玩起“套路式”自动续费,让人防不胜防;有的则以会员名义削减非会员、低阶会员的用户权益……为了一时牟利而造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失衡,只会损害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互联网时代,商业的形态有赖于和用户关系的重新界定。尽管消费分级为会员经济带来了新机遇,但当会员用户需求更集中,对商家平台的服务标准要求也更高。因而,会员经济健康发展,根本之道在于诚信与优质。商家希望获得高黏度用户,也应该对用户更加负责。只有提供更好、更安全、更高效的服务和产品,做好会员的运营和维护,才能让他们愿意长留,与平台共成长。

  近日,上海市教委印发《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措施》(以下简称《管理措施》),明确了“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等多条底线。

  在中小学减负的大背景下,《管理措施》秉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把指导性原则细化为具体要求,为教育实践中的减负提供了富有操作性的依据。

  《管理措施》中的大部分要求,都是针对教育界长期以来深受诟病的“痛点”,果断出手,精准施策。例如落实进校App的“双审查”责任制,不得使学生作业演变为家长作业,杜绝要求家长代为评改作业,不使用侮辱、嘲讽言词或符号批改、反馈作业等规定,为教育行为划出了清晰的底线,赢得了家长们的一致叫好。

  但是,“禁止”中的一些规定似还有厘清的必要。例如,“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这是针对一些学校和老师动不动就布置大量的抄写、默写等机械性的作业,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类作业增加学生的负担又没有实际效果,布置起来却不需要花什么脑筋。不过,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写不对生词,让他抄10遍算不算惩罚?一名教育工作者,是否也应该拥有一些促进教学和实现教育目的的合理惩戒手段呢?

  前一段时间,教育惩戒权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教育部门不但明确教师可以拥有教育惩戒权,而且表示将制定具体实施的细则。适当的惩戒权当然不是指教师可以随意惩罚学生,用任何方式惩罚学生。去年11月,江苏省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召开了一场关于惩戒制度的听证会。在听取了教师、学生、家长、心理学专家和法律界代表的意见后,学校归纳出“经常不能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学习任务”等7种可惩戒行为,并总结了8种惩戒方式。

  8种方式中,有一种就是“加倍劳动”,即将自己力所能及应完成的学业任务和劳动任务完成,并加做一次,然后与学生约定再犯错,如何翻倍。根据反复犯错的情况,不断提高之前约定的相应的倍数,最高不超过5倍。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能在惩戒的过程中学到知识,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那么,“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的规定,为教师的惩戒权留下用“武”之地了吗?

  在教育学界,一个广泛被认可的原则是,面对孩子的错误,家长或老师要持有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温和,指的是成年人不能用发脾气、辱骂等方式来“教育”孩子、发泄不满;坚定,则是指对孩子的错误不能视而不见、妥协退让。与学生约定好什么情况下会“罚抄”作业,并且在他“触线”时实施惩罚,可以说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做法。

  当然,动不动就罚抄作业、罚抄课文,是一种教育上的懒惰,应该坚决反对。因此,如何把握好惩戒的度就是关键了,运用之妙,不能“存乎一心”,而应该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共同做出明确的约定,让教育惩戒具有可预期性。在明晰的规则之下,给予触碰规则者适当的惩罚,相信大家都能接受。

  开学20天了,不少老师仍然没有把班里的小朋友认全。因为对他们来说,把“梓轩”“子轩”“梓涵”“紫萱”“子萱”们一一对号入座,实在太难了。这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而是一道复杂的排列组合题。

  可以想象,几十年后,公园里到处是梓轩在晨练,广场上到处是紫萱在跳舞,他(她)们相逢一笑打招呼,也完全不是偶像剧里的浪漫邂逅,只是大爷和大妈们家长里短的寒暄。

  “zi xuan”泛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在笔者看来,起名字看似是一件非常个人化、主观性的事情,却又是一个时代的客观反映。甚至倒推回去,我们可以从姓名高频词中,去研究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

  有些人可能有个错觉:为什么古人的名字就起得那么有文化,而且辨识度很高?那是因为能够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都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大家还记得历史书上,有个起义失败的农民叫“王二”吗?大家还记着朱元璋的原名以及他干脆都以数字为名的父亲、祖父的名字吗?

  并且,事实上,古代有文化的家庭,起名也经常随大流。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东汉末年举例,“名”或许看不出,但是“字”的体现就比较明显:孟德、玄德、翼德。乍一听,还以为此三人是亲兄弟。“德”字泛滥,同样时代背景深厚:东汉时期,没有科举只有察举,“德行”是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也是士族的追求。

  不妨再看看现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建国”“援朝”“跃进”出生了,这就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时代背景的影响。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国家号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贵”“华”“强”便成了名字高频词。“zi xuan”们的兴起,答案也很明了:父母们看着偶像剧和小说长大,也都想让孩子们沾沾“艺术气息”甚至“仙气”。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去嘲笑那些为孩子取名“zi xuan”的父母们。之所以“zi xuan”成了那个最大公约数,完全是这个时代的选择,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只不过是组成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分子而已。

  而在笔者看来,与取名相关的另一种现象可能更具时代价值。近年来,“新复姓”的名字越来越多,比如侯高俊杰、刘沈千寻、张郑宇霄等。这说明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她们不仅再也不是连名字都不配有的“某某氏”,而且还可以将自己的姓传给下一代。后世学者若就姓名研究当下时代,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变化。

  事实上,在这个送走“张伟”、迎来“zi xuan”的时代,一些父母也已经注意到了这种高重复率,开始求助“互联网+”来为孩子取名。在淘宝网搜索栏输入“取名”,就可以找到5000余家相关店铺,取名的费用从1元到1万不等。自己起不好,网上找专家,这不失为一条捷径,但也透露出了家长们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病急乱投医”般的期盼与焦虑。

  从家长的这种“起名焦虑”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时代变了,但是父母对孩子的那份寄托和爱没有变。只是,也请千万不要为了独一无二,给孩子起一个生僻拗口的名字。这将给他(她)的生活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这种为了个性而个性的做法,恐怕也完全没有必要性。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看到时代的发展和进步。“zi xuan”再怎么泛滥,也总比“狗蛋”“丫头”“王二”好。有人发问:是什么限制了起名的想象力?我想,那应该还是时代吧。

  词典APP可以探索多元化服务模式,不妨采取免费与付费并行的策略,也就是有无广告干扰、增值服务多寡的区别,以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近日,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推出APP版本,厚重的“大部头”工具书变成了手机上的一个小应用。一方面,变成电子版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现代汉语词典》翻坏要换新的了。但另一方面,该APP每天只能免费查找两个词语,如果需要查找更多,并使用其主要功能,需要付费98元,贵过同款纸质书,引起网友热议。

  针对《现代汉语词典》APP版本收费98元,比同款纸质书贵一事,网友的争议主要分为三派:支持收费、反对收费、支持收费但便宜点。此前在40元付费版《新华字典》APP刚推出时,也曾有过类似争议,三派的理由与此一致。说明两年过去了,大家对词典APP的收费行为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特别是在APP版本贵过纸质版方面,很多人更是无法接受,认为超出了合理价格。

  之所以有这个观念,主要是消费心理作祟。很多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词典本身就实现了数字编辑,转化成本很低,既然纸质版已经承担了编辑费用,那么APP版就该免费或者更便宜才是。

  事实上,《现代汉语词典》APP功能更为丰富,不仅包括纸质版的全部内容,还有标准读音、扫描识别、笔画书写、互动,新增多种检索方式和多元呈现内容,且增加了个性化的“每日一词”和定制的学习功能,还有游戏板块可以选择。可见,词典APP是在纸质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开发、定制,属于升级版电子词典,这样算下来开发费用不菲,再加上后期网络维护、版本迭代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收费也就不可避免了。

  而且,《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APP版都有免费功能,用户如果不愿意付费购买的话,也可以只使用免费功能,APP本身并无强制用户付费,完全是市场化的自愿原则。何况,出版社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对词典APP版如何定价和销售,都是其自主行为,他人无权干涉。同样的,国外很多词典APP也在收费,这都是出版社的市场行为,公众应该理解和尊重其定价权。

  如果用户认为《现代汉语词典》APP太贵、不划算,也没关系,还有其他免费词典APP可供选择。但这些网络词典之所以免费的原因,主要是依靠广告收入获利,用户需要承受各种商业广告、信息推送的干扰,这也是一种免费的代价。

  显然,如果未来《现代汉语词典》APP免费的话,也可以走流量变现广告收入的方式,只是仍然会有人不满意,多了一种关于词典APP该不该打广告的争议。可见,词典APP可以探索多元化服务模式,不妨采取免费与付费并行的策略,也就是有无广告干扰、增值服务多寡的区别,以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两个多月前,媒体报道广州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时间表时,有关部门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等中心区域逐步推进楼道撤桶,实现‘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到2020年12月底前楼道全部撤桶”,给公众留了比较充足的准备时间。

  但在19日召开的广州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大会上,楼道全部撤桶的时间被大幅提前整整一年,而且力争9月底就见成效。

  垃圾分类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牵着民生、连着文明,就应该拿出只争朝夕的速度来,能年内解决的,就绝不再等一年。而且,像楼道撤桶之事,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容易就能办到,也很容易就能见到成效。

  然而,撤桶不是目的,撤桶是为了倒逼公众养成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的好习惯。因此,必须把撤桶与习惯联系起来综合来看,撤桶容易,但坏习惯的改变和好习惯的养成并非易事。如果本末倒置,或者为撤桶而撤桶,忽视了定时定点投放的配套设施建设,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误区,让公众苦不堪言。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些率先撤桶的样板小区,物业很迅速地就完成了撤桶任务,但因为后续配套没跟上,导致垃圾投放点污水横流、老鼠乱窜。

  前车之鉴,不可不防!撤桶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如若配套工作跟不上,包括集中投放设施建设、外在约束力量构建以及运输、处理等环节的完善,就根本不可能取得垃圾分类的实效,当初立的flag也恐成为笑线月底就见成效、今年底全部撤桶,让我们一起参与、一起见证!(丁戈隆东)

  近年来,未成年人因沉迷网游、不良直播伤害身心健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根据统计,在我国8亿多网民中,19岁以下网民占比20.9%,且首次触网时间持续走低。加快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已成为全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互联网时代,没有哪个领域、哪个人群会完全隔离其外。对于这一代未成年人而言,出生即伴随着无线网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些工具本身并无善恶,运用好了就是良师益友;用得不好、失于管理,就可能是洪水猛兽。因此,防范青少年网络沉迷,不能靠“堵”而是要“疏”,既要积极支持、引导他们参与网络活动,从中培养网络素养、实现全面发展,同时也要多方共治,把好防范网络沉迷的各个关口。

  今年“六一”前夕,国内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据了解,这项工作开展以来,约4.6亿短视频用户每天都能收到弹窗提示,5260万人次访问青少年模式引导页。有关部门也表示,目前正在制定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办法,使其成为可参照的标准和规范。但也要看到,视频、直播、游戏平台上的企业有千万家,技术研发能力存在差异,防沉迷系统是否启动需要依靠用户自己点击,在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技术主动发现未成年用户方面还存在不足,内容池建设也亟待优化。

  在这方面,互联网企业有效自律、有力作为是关键环节。例如,腾讯就在时间管理、消费管理、身份校验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尤其是率先启用针对疑似未成年人的人脸识别验证,使《王者荣耀》的12岁以下用户平均游戏时长下降59.8%;再如人民网联合10家大型游戏公司发起《游戏适龄提示倡议》,尝试建立不同年龄段游戏内容和运营等方面的行业标准;还有一些运营商通过设计定制手机卡,帮助家长实现对孩子游戏行为的管理和保护等。

  保护未成年人,需要视频、游戏等平台企业与全社会形成合力,有了这个认知,才能考虑更多细节、采取更多举措,实现成体系、有效果。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对互联网企业在网络防沉迷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开展研究,不断细化法规和实施办法,推动全社会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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